廣東“馮、古反黨聯盟”平反與歷史解讀
來源:家族網 | 作者:基因看歷史 | 發布時間: 222天前 | 1557 372 次 瀏覽量 | 分享到:
習仲勛主政廣東期間,秘書張志功在《習仲勛與群眾路線》一書中談到:“李一哲案件”中,習書記用細致與耐心做多方工作,在“反彭湃烈士案”中,習書記用雷霆萬鈞的手段,但這兩個案件,比起“反地方主義”問題來,則是小巫見大巫。“反地方主義”中的的“馮、古反黨聯盟”在平反中,習書記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,和“宜粗不宜細”的原則解決歷史遺留問題。

解放初期的“地方主義”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山東的黎玉、廣東的古大存、海南的馮白駒。其中,黎玉是抗戰前恢復山東地方黨,開創山東根據地的負責人,古大存是東江縱隊的創始人、馮白駒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,遠離中央、“孤懸海外”,堅持瓊崖紅旗22年不倒的瓊崖縱隊創始人。當然,以后還有反所謂的“陜北黨”、“東北黨”等等“地方主義”,文革期間又在內蒙古大反“內人黨”,矛頭都是指向在當地開創革命根據地和創建地方革命武裝的負責人。從今天的角度審視歷史,不乏給我們一些啟示。

以下是轉載:


廣東近代史上最大的冤案,當屬“馮白駒、古大存反黨聯盟”一案。此案從發生到平反歷時30年,全省受株連和處分的干部達2萬多人。

古大存1897年生于廣東五華縣的梅林村。28歲在家鄉舉旗領導農民運動,并在東江地區的八鄉山、大南山建立革命根據地,創建了紅十一軍。在東江革命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,古大存帶領僅剩的十七名戰士堅持斗爭,確保紅旗不倒。而他的家先后四次被國民黨反動派放火焚燒,十余名親屬慘遭殺害,可謂一門忠烈。

古大存為人無私坦蕩,若遇事不平,便不計個人得失挺身而出。1931年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禍及東江,古大存雖兩遭囚禁,受撤職留黨察看處分,仍沖出去斥責王明路線的代言人懷疑一切,刑訊逼供,草菅人命。

毛主席在延安對古大存不隨波逐流,敢于抵制“左”傾錯誤的精神評價極高,曾贊他“是一朵紅玫瑰,帶刺的。”

解放后,古大存任中共華南分局常委、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他工作勤奮認真,為人平易熱誠,但仍保持著“帶刺紅玫瑰”的風格。

由于建國之后,黨內滋長“左”的傾向,而且越來越“左”,廣東的鎮反、土改、合作化等政治運動就不可避免地帶著“左”的烙印。堅持實事求是的古大存,無形中成了對政治運動不滿意見的代言人,成了中共廣東省委內的反對派。

古大存“右”在哪里?在土改問題上,古大存曾說過“我們好像坐在火山上,說不定那一天會爆發”;在合作化問題上,古大存不相信虛報、謊報的農業增產數字。他出生農村,知道一畝地打多少斤糧食。然而他講實話,為民請命,卻被指責同右派分子“一個鼻孔出氣”。

從“廣東歷史問題大辨論”到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,到把馮白駒、古大存打成反黨聯盟,古大存含冤受屈遭遇四次打擊。他沒有死于敵人的刀槍之下,而是冤死于黨內復雜的斗爭之中,教訓是沉痛深刻的。

在古大存逝世后17年的1983年,黨中央根據有錯必糾的原則,為古大存平反昭雪,并評價他“對黨和人民是有重大貢獻的”。

古大存一生剛正不阿,講實話,為群眾說話,在是非面前,在權勢面前,能挺身而出,毛主席稱他是“現代包拯”,東江農民稱他為“活包公”。

紅玫瑰的可愛,在于有“刺”,紅玫瑰凋零了,但愿其“刺”留在人間。

此案歷時30年,而其“成因”則可以從今上溯半個多世紀。此案驚動過黨中央的領導人;牽涉到當時廣東省委幾乎所有的領導干部;全省受到株連和處分的干部達2萬多人。此案雖已平反,然而,案件的始末、細節,遠沒有向世人和黨內的同志交待清楚。

古大存是一位廣東籍的老同志

古大存,字永鑫,1897年4月24日生于廣東省五華縣梅林村。

1917年春,他就讀于梅州中學,1919年在當地參加五四運動,次年入廣東法政專門學校。那時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公博,是法政學校的教員,陳獨秀是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。他們常到法政學校去演講,古大存受到了革命的啟蒙。

1924年的夏天,古大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同年12月,他從法政學校畢業后,受廣東區委的派遣,報名參加東征軍,任國民革命軍張民達師戰地政治宣傳隊負責人,結識了師參謀長葉劍英。東征軍擊潰了盤踞在粵東一帶的軍閥陳炯明的主力。他奉命留在五華縣領導農民運動,擔任縣農民協會副會長兼軍事部部長,并負責整頓國民黨五華縣縣黨部,領導了梅縣武裝暴動,任暴動委員會主席,旋任黨的七縣聯委書記,次年任黨的東江特委常委、軍委書記、東江工農武裝總指揮部總指揮。

1930年古大存任東江工農民主政府副主席、紅十一軍軍長。次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委員。1932年后,他歷任東江紅軍第一路軍總指揮、東江游擊總隊政委、東江特委組織部長。1945年4月,他出席黨的“七大”,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。翌年赴東北,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常委和秘書長、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、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。建國后,先后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副書記、中共廣東省委書記。

中南局對廣東土改有意見

建國初期,黨的中南局書記是林彪,副書記是鄧子恢。時任中南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,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,群眾沒有發動起來,是因為黨組織不純,干部隊伍不純,許多干部同地主、官僚、國民黨、資產階級、華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,所以土改中下不了手。這個看法也影響到毛澤東同志。他們認為,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問題,就得抽一批干部予以支援。1950年9月,中央從各省抽調7千名干部南下支援廣東。南下干部大都經過北方農村的土改,有一套老經驗;而廣東當地的干部自認為熟悉本地情況,大多主張搞得緩和些,“寧慢莫亂”。

1951年4月,李雪峰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,批評廣東有些同志遇事缺乏階級分析,指責所謂“廣東特殊論”,是把一些次要的、少量的特點(華僑、工商業等)擴大化。還說,如果廣東有特殊,那就是:一是新區,二是隊伍嚴重不純。

由于對廣東的特點認識上存在著嚴重差距,因而產生了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。葉劍英、方方從廣東特點和實際出發,強調廣東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央的《土改法》和有關的方針政策,強調保護華僑,保護工商業,團結愛國民主人士。葉劍英、方方認為,廣東最大特點是華僑眾多,他們多數是出賣勞動力的勞苦大眾,僑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極少數,因此,要保護華僑的利益,團結爭取華僑支援祖國建設,并明確規定:對華僑地主的余糧,不準追至海外。但中南土委會卻指示可以追至海外,說對華僑地主的“清算”,“不應只以國內財產為限”。作為生活資料的華僑房屋,本不準沒收,卻也沒收了,沒收面達80%。

華南分局還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依靠大軍,依靠南下干部,由大軍、南下干部掛帥的指示,將廣東各地黨政干部作了調整,大軍、南下干部當一把手,廣東干部均任副職。現在回頭看,這樣的組織安排,就有明顯的片面性。南下干部固然有長期在老區工作的經驗,但也有不熟悉當地情況的不足;而廣東的地方干部中也有不少堅持地下斗爭的老同志,熟悉當地情況、熟悉本地語言,容易開展工作是他們的長處。

按地域區別對待干部的做法,不利于取長補短,親密團結,反而易于造成他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。

毛主席為“反地方主義”定調

1952年4月,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,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問題,決定把土改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,更堅決地貫徹依靠大軍、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針,開展土改整隊(整頓隊伍),查出身,查立場。全省共處理干部6515人。其中廣東大陸地區67個縣,集中土改小組長以上干部7703人,進行整隊,結果處理了干部781人,占參加整隊人數10%強。

方方不同意對廣東干部隊伍“不純”作過分嚴重的估計。他反對把廣東黨組織比作馬爾托夫式的黨,強調對自己的隊伍要有正確的方針。但他那時已無力對形勢發展施加影響。

1952年6月,毛澤東親自出面處理廣東問題。他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。除中央書記處書記外,葉劍英、方方、馮白駒、陶鑄也參加了會議。毛主席說:“這里是最高會議,討論廣東問題。”他對方方說:“你犯了兩條錯誤,一是土改右傾;二是干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錯誤。”又說:“廣東土改迷失方向。我要打快板,方方打慢板。全國三個烏龜,廣東、福建和廣西。現在廣西、福建爬上來,廣東還在爬。”他宣布,由陶鑄取代方方,葉劍英抓總,張云逸主桂(廣西)、譚政主軍、陶鑄主黨、方方主政,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了。中共中央認為,廣東解放以來,在主要問題上,“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”,“迷失方向”。

毛澤東批評的所謂農民問題上“右傾”,就是指葉、方在廣東農村土改問題上“右了”、“慢了”,是“和平土改”。實際上,葉劍英是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,結合廣東的實際情況部署土改運動的。從土改準備、試點到推廣,每一個計劃和各階段進展情況,都上報給中共中央、中南局,并得到批準。葉劍英在領導土改中,特別強調注意對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,要求區別對待,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,搞得穩妥一點。這是符合廣東的實際情況的,并不是什么“和平土改”。如果按照劉少奇《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》和《土地法》定的標準,根本不存在什么“右傾”問題。

毛澤東批判的所謂“地方主義”的錯誤,對于葉劍英、方方來說都是不存在的。作為華南分局主管組織干部工作的第三書記,方方在工作中盡管存在一些缺點,但不應該扣上“地方主義”的帽子。

會上,葉劍英、方方、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。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、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“地方主義”錯誤,提出了嚴厲的批評。

毛澤東為葉劍英留了面子,說:“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,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么責任,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,大家要理解他。當然,包括劍英同志在內,各地的同志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,防止今后再發生此類錯誤。”

會議很快結束了,葉劍英、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廣東。

1952年6月29日—7月6日,華南分局舉行擴大會議,開展所謂反農民運動中的“右傾”和“地方主義”的斗爭。在毛澤東批評的強大壓力下,葉劍英、方方在會上都承認了錯誤,承擔了責任。葉劍英還形象地自責,說:“主帥無能,累及三軍。”

隨后,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。這就是廣東的第一次反地方主義。

1952年8月中旬,葉劍英因病回北京療養,華南分局和廣東的工作,實際上由陶鑄來主持了。

反右運動中第二次反地方主義

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,是從反對海南的地方主義的活動,審查林克澤的一封所謂密信開始的。

林克澤20世紀20年代入黨,1929年就在馮白駒領導下從事武裝斗爭,1931年任海口市委書記。抗日戰爭中期,瓊崖特委讓他到延安去學習,我在中央黨校見過他。解放戰爭時期,他在西滿分局工作,被陶鑄看中。陶鑄主持廣東工作后,想調他任海南行署主任。他不想去,表示海南工作難搞。隨后,他給馮白駒寫信,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人選名單,并說他回海南如果不擔任區黨委書記,很難發揮作用。他在信的末尾附言:“古老(指古大存)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,此信是否也讓他看一看。”林克澤在東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過,古對林克澤是比較了解的。

他這封信未封口,由他兒子送到馮白駒家里。馮不在廣州,信交給馮夫人曾惠予,轉交給馮的秘書處理。秘書未交給馮看,直接交給省委領導人了。

1957年5月,黨中央發出了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,認為“這是一場大戰,戰場既在黨內,又在黨外,不打勝這一仗,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,并且有出‘匈牙利’的某些危險。”

在這種大背景下,黨的廣東省委聯系本省的情況,認為省、地、縣都有一部分干部對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斗爭、土改和土改整隊所執行的政策不滿,這些人與黨內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應,乘機攻擊省委和中央的正確方針、政策,否定省委的功績,于是在反右派期間,部署了在全省開展“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”,企圖徹底解決一些地方干部對省委領導不滿的問題。

陶鑄本來想改善海南領導、改進工作,看到中央反擊右派的指示,認為可以把反地方主義和反右派斗爭結合起來。此時,廣東省委正在召開四次全委會議,陶鑄立即把林克澤的信拿去打印,分發給正在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。

陶鑄當時認為,海南地區的臨高、瓊東、那大等幾個地方的機關干部、復員軍人和一些土改整隊受處分的人,向當地縣區政府請愿,是馮白駒為首的地方主義分子企圖從組織上改造海南黨委和行署,排斥外來干部,把海南變成“獨立王國”。而廣東過去土改中的右傾和一部分干部的地方主義錯誤,是中央作了結論的,決不允許他們翻案,一定要給予反擊。

解放戰爭期間,林克澤曾擔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長,我當時是團市委書記,工作中有接觸,正如古大存說的那樣,他是個嚴于律己的老實人。

后來馮白駒說,是陶鑄要他提出一個海南區黨委、行署負責人的方案,他才找林克澤商量的,因此林才寫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。

把反地方主義的火力對準古大存

1950年古大存回到廣東后,對土改和反地方主義一直采取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,他有自己的獨立見解,沒有加入批判海南地方主義的行列。他認為。海南一些地方集體請愿,主要是土改整隊和改編瓊崖縱隊遺留問題沒有及時處理好所引起的,屬于人民內部矛盾,要做細致的思想工作。他還認為,林克澤是個忠厚老實的組織干部,不善言辭,遵紀守法,不可能搞什么“反黨”活動。他說:“林克澤提出回海南當區黨委書記,同現在當省人委秘書長一樣大,只是平調,不能說是向黨要官。”誰知他的這些發言,成了支持馮白駒搞海南地方主義活動的證據。

為了打倒古大存,全省從上到下廣泛地發動,由下而上地層層揭露批判。古大存過去與一般人的談話、閑扯,此時也要重新認識,與古大存劃清界線。

中共中央批準了廣東省委對“馮白駒、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”的處理意見。但是,古大存和馮白駒對處理都是不服的。

古大存受到了撤銷廣東省委書記、省人委黨組副書記職務的處分,保留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長的職務,下放到增城鍛煉。古大存因病在從化溫泉療養時,得知來廣東的李富春副總理即將回京,便給他寫了一封較長的信,信中表示接受黨的處分,且相信“在廣東能夠根本肅清地方主義和右傾思想”,但他又認為,“對于材料中的有些不合事實的,情節出入頗大的,總可以取得諒解”。這封信看來很平常,并沒有明顯表示不滿的話,但陶鑄看了古大存的信,卻錯誤地認為以前對古大存的處理是輕了。

1958年4月,省委報經中央批準,撤銷了古大存省委常委、副省長的職務。他實際上成為退出政治舞臺的人物了。

古大存對處分不服,對加重處分更加不服。他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,但他沒有說話,也沒有機會說話了。

1961年,中共中央開始糾正“大躍進”、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“左”的錯誤,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,制訂各項工作條例,貫徹“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針。

為了總結經驗,統一思想認識,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,即七千人大會。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報告。毛澤東讓“大家有氣出氣,不掛賬,不打擊,不報復”。同年5月初,廣東省委在從化溫泉召開了談心會議。會上,大家暢所欲言,“出”了不少“氣”。馮白駒、古大存坐不住了。馮白駒用四個單元時間講了8個小時。古大存也提出了不知自己怎么會成為“反黨集團頭子”的問題。他說:“陶鑄同志在會上講話,要我們傾吐心里話,我再一次感謝省委的關懷。我對錯誤的認識,上面已經說過了,確實不清楚我是怎樣成為反黨集團頭子的,怎樣同馮白駒建立聯盟的?我很清楚,我自信我還不至于錯到這樣的地步。我當時在會上就對這一點一直沒有接受,在處分后又曾表達過我的意思,但是省委不但不考慮我的意見,反而以不服的罪名加重處分,又撤銷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長職務,這樣就作了連續兩次的處分。這在我黨對干部的處理上也是鮮有的。雖然黨也沒有完全了解我,我相信總有一天會了解的。最后,我希望黨能對我1957年所犯的地方主義錯誤弄清真相。”

馮、古二人的發言當晚便送到了陶鑄手里,很快刊登在簡報上。省委按照陶鑄的指示,于1962年8月2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上報了《古大存同志提出對其1957年所犯錯誤及其處分要求復查的報告》(附古之書面意見)及《關于馮白駒同志申訴不同意其錯誤性質及所受處分的意見的報告》(也附了馮的申訴書)。

196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對馮、古二人申訴作了批復:不予平反。

古大存這才明白,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他是了解的,但省委所作的對他問題的處理,都是經過中央批準的,不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是不能平反的。

1962年10月間,古大存在省直機關17級以上干部大會上,被迫立下字據決不翻案。一向性格爽朗、喜歡侃談的他,從此訥口不言,平時也很少同別人來往。

在這種郁悶生活中,同情他的廣東省文化局長杜埃,特別交待省文化局干部,凡有戲劇演出,要送票給古老。梅州地區漢劇團演出新編歷史劇《齊王求將》,文化局送票給古大存看。這出戲由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攝成戲曲片后,1962年8月,請來廣州的著名戲劇家田漢看,古大存陪同。當時,逃往臺灣的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,放映這部片子,有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反對和平麻痹思想的現實意義。

古大存很喜歡這出戲,和田漢當場各寫了一首七律。古老的詩道:

齊王昏聵七年中,犯境秦兵一振聾。

愛國無鹽終未死,匡君田相為先容。

驚惶失措方求將,忠憤高懷許整戎。

舞態歌神傳妙肖,現身心與古人通。

他的詩告誡人們,不要有刀槍入庫、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,要緊握手中的槍,保衛國家。

但“文化大革命”一開始,便在狠批廣東老資格的“反動權威”歐陽山、秦牧的同時,批判了“老右傾”、“反黨集團頭子”古大存,《南方日報》以至中南局機關刊物《中南通訊》,都批判古大存推崇新編漢劇《齊王求將》別有用心,說他的詩歌頌皇后無鹽愛國,攻擊齊宣王昏聵無能,是影射攻擊毛澤東主席。真是欲加之罪,何患無詞?

因高血壓、眼底出血,又患白內障的古大存正在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住院,看完批判他的文章后,對人說:“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。”他還說,不知為什么至今有些人還不放過他。

1966年11月4日,革命了一生的古大存同志含冤逝世。

“文革”后省委提出為古大存平反

古大存去世了,古大存的問題并沒有解決。

真正的轉機是在粉碎“四人幫”之后,黨和人民都在作痛切的深刻反思,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回顧歷史,哪些做得對的,哪些做錯了。在端正思想路線的同時,組織路線上也有了很大變化。1978年12月10日,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;楊尚昆、龔子榮相繼調到廣東工作;1978年12月11日,中央決定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、省革委會主任,楊尚昆任第二書記、革委會副主任。

這時廣東許多一直對反地方主義有意見的地方干部,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,要求復查、澄清。葉劍英同志親切接見因“地方主義”問題劃為“極右分子”、被撤銷職務、開除黨籍的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盧偉良,葉劍英認真聽他喊冤,并說:“你是有功不是有過,你要相信黨,將來一切冤假錯案都要平反的。”

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,中央召開工作會議,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。習仲勛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,并向中央作了《關于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》,其中提到1957年緊接著反右派斗爭進行的反地方主義,面搞得寬了,有的本屬正常提意見,或者說了某些錯話,也被批判或處分,影響相當大。應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,把搞錯了的糾正過來。他還把各方面的申訴材料交給省紀委,讓他們對地方主義冤案進行復查。那時三中全會尚未召開,習仲勛敢于沖破“左”的干擾,提出糾正地方主義冤案,表現了黨的一個高級領導干部追求真理的勇氣。

1979年8月17日,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上報了《關于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》,還附去省委《關于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》。

《通知》明確指出:“不存在馮白駒、古大存反黨和其他的反黨小集團”。“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義斗爭中,省委當時認定古大存、馮白駒兩同志‘聯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’,存在一個‘以馮白駒同志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’,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。現在看來,這些結論都是不當的,應予以撤銷。”

《通知》還說:“在反地方主義中受處分的縣(科)級(不含)以下干部,一律撤銷原處分。至于個別有其他嚴重錯誤的,按其所犯錯誤性質處理。”

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對廣東省委的請示作了批復,認為“廣東省委通知中對過去反地方主義的分析意見是正確的”。廣東省委接著發文下達各地,讓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。

三十年沉冤教訓沉痛

建國以來,廣東省的成就有目共睹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,廣東在改革開放中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,又出現了大城市深圳的崛起,海南單獨建省,前程欣欣向榮。建國50多年了,葉帥的功績早已蓋棺論定,許多事情在中共中央為他寫的悼詞中已說清楚了。對于葉劍英同志的肯定,對廣東來說非常重要。因為牽涉到他對建國初廣東省土改、干部政策等重大問題的正確判斷。水流千轉歸大海,公道自在黨心民心,方方、馮白駒、古大存冤案,最后還是徹底解決了。痛定思痛,應當吸取什么樣的教訓呢?

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,在內部肅反和審干中有過許多錯誤,如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“肅清AB團”的錯誤,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康生搞的“搶救失足者”運動,事后也糾正了,總結了,為什么到建國以后,還要一犯再犯呢?廣東反地方主義受迫害的有2萬多人,1957年反右派斗爭受迫害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,十年“文革”受迫害受株連的更是無計其數了。其所以愈演愈烈,錯誤越來越嚴重,范圍不斷地擴大,就是因為沒有真正的總結經驗教訓。事情不只是某個省的領導同志或領導班子中幾個同志的問題,而是黨內長期以來存在的“左”的思想、路線所致。加之,我們黨內長期民主生活不正常,又缺乏對領導人的監督、制約機制,發現了錯誤得不到認真的糾正。所以,關鍵是端正我們的黨風,一切從實際出發,不唯上、唯書、看“風向”辦事。真正把毛主席在延安時便倡導的“實事求是”作風,在我們黨內,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樹立起來,我們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,永遠立于不敗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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